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政治目标仍然是首位的。
[42] Humberto R. Maturana, Erkennen: Die Organisation und Verkörperung von Wirklichkeit: Ausgewählte Arbeiten zur biologischen Epistemologie, durchgesehene Auflage ,Braunschweig,1985,S. 143 ff.,1 50ff., 243 f., 251 f. [43] Niklas Luhmann, Wie ist Bewusstsein an Kommunikation beteiligt? In: 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6,Westdeutscher Verlag,1995,S113-124. [44] 刘蒙之：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但地球引力并没有因此干涉到，生命体在地球引力所限缩的这个有限空间如何具体移动。
四、通过结构耦合观察宪法的两面性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政治还是法律，都是在漫长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功能子系统，其各自在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功能。[26]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列举并详细阐述了立法者造法失败的八种情形，无一例外都表明了，纯粹主权立法者的意志，在治理现代大规模复杂社会时是多么地捉襟见肘。[29]主权者本身被看作是法律规范性的终极基础与根据，同时主权者本身又不受法律的约束，既在法律之中，又在法律之外。如果没有法律，这些类型的权力是根本无法被想象的。也就是说，政治系统不再追问最高主权者决断的正当性问题，只要最高主权者的决断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
因此，该问题背后隐含着一种控制论意义的观察与二阶观察的问题。人民主权的概念解决了绝对主义君主主权的自身的正当性问题。[2]在这场争论中，规范宪法学的核心立场是坚持宪法的法律属性，并基于宪法的法律属性而主张宪法教义学的方法论。
中国宪法的成熟，必须建立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的现象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从演化的角度看，恰恰是政治系统的产生，以及围绕着政治决策权所形成的各种程序性设置，才使得法律得以从部落等各种小共同体的情境性因素中分化出来，逐渐发展出法律自身的系统性。这就意味着，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自身就必须发育充分，即建立其各自的运作封闭性。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中都可以看到此种结构耦合的例子。
在自创生概念的基础上，马图拉纳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耦合的概念。与此相对，政治宪法学虽然并不否认宪法的法律属性，但认为在法律属性之外，宪法还具有政治属性，并且，宪法的政治属性比宪法的法律属性更为根本，因此，对宪法之政治属性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理解宪法法律属性的基础与前提。
此种创造性的模糊并非是宪法的缺陷与无能，而恰恰是宪法这个装置高明的地方。人民主权的概念解决了绝对主义君主主权的自身的正当性问题。对系统论宪法学来说，政治优先论乃是法律系统为了隐藏自身合法/非法的二元化代码运作而采取的一个隐藏自身悖论的策略，而同样的策略也存在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主权悖论的运作中。也就是说，政治系统直接介入经济细节，根本不可能得到经济信息，而只能生产出政治信息。
系统论宪法学期待能够在中国法学的诸种有益论辩中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成为整个法学光谱中的有益一环。[44]借助于格雷格里#822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亚什比(Ashby)、福斯特（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成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不仅生物系统是自创生的，并且人类的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是自创生的。例如，政治系统不能对个案的裁判进行直接的干涉与处理。政治宪法学强调宪法学的政治优先性，规范宪法学则注重宪法的法律优先性。
[85]无论对于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宪法都意味着某种复杂性落差的存在，意味着更多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工作，通过自然权利理论与权力分立的理论，绝对主义主权的恣意性问题，基本上被解决。
[79]一方面，宪法切断了法律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直接关联，从此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才允许政治、历史的因素引入法律。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于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
因此，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关系，而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为了自身运作而互相借用的结果。[28] 洛克与孟德斯鸠通过将最高权力予以分解，形成制约与平衡结构的设想，就是着眼限制主权的恣意性以保护个体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成文宪法的产生，同时解决了主权性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与恣意性限制的问题。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任何法律的改变，都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无利。自创生概念意味着，在自创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系统自身内部的运作为此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设立条件，进行调控。[48]而被包容的要素就能够对系统产生影响，被排斥的要素就很难对系统发生直接的影响。
[54]因此，结构耦合对耦合着的诸系统来说，是必要的和构成性的，它定义了各自系统的过程特征，以及系统自身。本文试图综合卢曼相关著述的整体，并基于中国宪法学的历史处境与现实，对该问题做一个贯通性的研究。
对此，本文已经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与阐述，此处不再赘述。这就给法律系统的变迁与调整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性。
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及程序的内容，则是从正面规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哪些符合宪法的程序与方式，对法律进行刺激和影响。[16]又例如，中世纪阿奎那著名的神法、永恒法、自然法与人法的法律等级体系。
[23] 从18世纪开始，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主权的绝对性及其超越法律的恣意，在从欧洲中世纪等级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中，遭遇了现实的困难。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33] 其次，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宪法教义学的法源论并不能回答宪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是否以及为何必须提供一个宪法，以及如何证成宪法的最高性与根本性等问题。[34] 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 Der Staat, Vol. 12, No. 2(1973), S172. [35] 卢曼比勒菲尔德大学曾经的同事迪特尔∙格林就采用了此种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研究宪法史，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
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
就此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就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替代它。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与封建领主之间对抗与斗争，扫荡封建君主的堡垒，形成统一国内秩序的后果。
由此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既实现外部环境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又使得外部环境中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被强化，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弱化，甚至被直接取消。[18]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然而，尽管借助于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关系形式，政治系统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影响，并非是全面渗透，而只能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形式所设置的条件化的渠道才能够进行。而系统论宪法学则提供了一套系统、清晰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清晰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45]事件的性质是，其并不持续占据某个空间的点，刚刚产生，旋即消失。[90]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8(1992). [91] 关于社会学启蒙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参见Niklas Luhmann,Soziale Aufklärung, in 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 ,6. Auflage, Westdeutscher Verlag,1991,S66-91. 作者简介：泮伟江，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关掉办公室的门正准备出去，这时候有人告诉我外面在下雨。[57]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
[13] 古典自然法以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宇宙论为基础。[67]这意味着，相对于法律系统外部环境中的其他诸多因素中，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更容易也更可能对法律系统产生刺激，从而通过差异制造差异，即在法律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与惊讶，最终使得法律系统对两个系统的刺激做出回应。
系统的开放性以系统的封闭性为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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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正当性就源于改革的政治性，特别是改革所体现的民主政治价值。
[3] 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
在该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张学英所持涉案财产遗嘱不是遗嘱人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具备真实性），该遗嘱经过了公证（具有优先法律效力），且形式上没有瑕疵（形式合法）。
一、立法规划是立法过程的起点 依照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是整个政策制定过程的开端，影响着后续的决策环节。
例如，生物自创生系统能够不断再生产出具有持存性质的元素，而心理自创生系统与社会自创生系统则以事件为基本单位。